金庸传（出书版）第 33 章

1973年金庸首次访台时，看到台湾几家报规模都很，业务有很准。台湾并非完全没有新闻自由与言论自由，可是相当有限度。政府事先并检查报纸容，但各报敢正面批评蒋氏子，在新闻的采用顾忌很。当然也发现，有些尺度正在放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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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与台湾的新闻界同行早就有往，在国际新闻协会参加活，常有碰面。说，台北的同业直认为们有新闻自由，而国际新闻界对此颇有怀疑。按国际新闻协会会员资格的规定，只有备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的地区中的报纸和其众传播事业机构，才可以参加这个协会。所以台湾的报业同行度能参加，几经努，才得获准。1971年在芬兰开会时，因为于城、于庚兄事件，台湾是否有新闻自由事又受到严重战，会台湾分会暂活。说：“国际间对于新闻自由与言论自由的标准，简单地说，是能能在报批评政府、政府、反对政府，能能自由刊载对政府利的消息。”②

《中国时报》与《联报》是台湾两舆论重镇，《中国时报》创办余纪忠、《联报》创办王惕吾常与金庸同去外国席报界的国际会议，因此很熟识。60年代初金庸和比年十多岁的余纪忠相识，见面言谈投机。们都是报纸的创办、投资，并且全面负责报纸的容和言论。当时，《明报》的规模小得多，职工数、版面数目、销量、广告、影响、盈利都远及《中国时报》。但们对办报的理想，对新闻工作者的职责有共同的想法。每次见面，余纪忠总是毫吝啬地给赞誉和勉励。当时台湾新闻界比现在有更多限制，新闻工作者曾因为工作和言论而失去自由，受到惩罚。金庸总是表示，自己所的环境比余纪忠好得多，办报比较容易，如果再向低头，简直办报了。在金庸遇到困难的时候，心中常会浮起些的影子，其中就包括余先生。会想：“这次倘若投降妥协，余纪忠先生，还有某某、某某，们会瞧起的。”余在无形之中，多次帮了个正直的报。每次到台湾，定去拜访，余纪忠也定约餐叙。2002年4月9，93岁的余纪忠去世，写悼文时，想到数十年相的点滴，想到余先生的微笑的面容，温文尔雅的表，住眼泪涔涔而。①

①转引自彭华、赵敬立《挥戈鲁阳：金庸传》，212页。

②《明报月刊》1973年10月号，40—41页。

金庸与台湾的许多武侠作家如古龙、诸葛青云、卧龙生等都有。说：“个最喜欢的武侠作家，第就是古龙，第二是官鼎（刘兆玄），然是司马翎、卧龙生、慕容美。”刘兆玄从政，“行政院”。每当金庸去台湾或台湾的武侠小说家港，们经常聚会吃饭、打牌聊天，金庸是主的请客者，被家致称为“帮主”。说，这个帮概就是胡闹帮，帮中成员除了台湾的武侠作家，还有港的倪匡、项庄、张彻、王羽等。②

主演《帘幽梦》等电视连续剧的台湾明星、金庸“心目中的女神”萧蔷见了，也“帮主”。15岁开始读金庸小说的萧蔷自称“金庸迷”，在台湾见面，就对说：“帮主的书陪伴度了充联考的青岁月。”

金庸跟沈君山则因围棋结缘，成为很好的朋友。

柏杨第次港，们为秦始皇发生了烈的辩论，柏杨认为秦始皇很好，金庸认为秦始皇到透，几个好朋友张彻、董千里“围”柏杨个。说柏杨：“是受到毛泽东洗脑。”但观点的同并没有损害们的友谊，们也是蛮好的。柏杨生病时，金庸曾去看望。③

①查良镛《切悼念余纪忠先生》，《中国时报》2002年4月13。

②《金庸散文集》，274页。

③《时代周报》2009年1月12。

五、两岸统梦

1966年12月3，台湾针对陆的“文革”，号召开展“文化复运”。金庸在社评《台湾搞“文化复运”》中说：“提倡中国文化复，用意甚善，方法也甚简单，只是‘自由’二字，只须政治对文化学术加任何扰，让其自由发展，文化学术自然会慢慢地滋繁荣。孔孟之并非好，但若家又都钻这个圈子中去，汉武帝在两千多年早就了，又有什么好？”

1971年5月31，金庸发表《蒋先生何安享清福？》：“蒋先生已年逾八十龄，实在必再去问实际政务，若于此时宣布全面退休安享清福，于老先生健康固有益，对于台湾境的解决，也地增加了灵活。们必再为了顾忌老先生，以致，委委婉婉，什么意见都敢畅所言。”

6月1，金庸发表社评《毛蒋二先生，年纪都老了！》：“今年中国庆祝辛亥革命六十周年，们愿意见到毛先生和蒋先生都把权给较年青的政治家，让中国有更迅速的改革和步，让广的中国民能共享这六十年由于全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类心智的开明，因而达成的质和神的文明。”

1975年4月5，87岁的蒋介石病故。4月7、8，金庸接连在《明报》社评中判断，台湾政局会因蒋的逝世发生重化，两年多，军政权已掌在蒋经国手里。1972年访台时就充分觉到，“论是军队、政府员，以及般民，都已接受蒋经国的领导，极少有对新代的能表示怀疑”。所以，判断“台湾局致因蒋逝世而有所，但当然是说永远，任何事都会有化的，但台局之，当是于其的因素”。还乐观地预期：“对于台湾今最的影响，们相信在于各种革新和现代化的措施，将以远为迅速的步调推行。”①

老蒋在世，受元老们的保守影响，小蒋放开手。金庸的预测是准确的，目睹了老蒋去世之步步的化。1979年12月“美丽岛”事件发生，军法审，《明报》社评的基调是节制、温和的，批评并尖锐。对蒋经国有好，也锐地受到了台湾步步的化。

①《蒋介石逝世与台湾局》，《明报》1975年4月7；《台湾局致剧》，《明报》1975年4月8。

1981年10月1，金庸发表社评《和平统是共同愿望》。1982年中秋节，在《明报》发表社评《和平统与条件成熟》说：

海峡东西两个政权，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剑拔弩张、兵戎相见；到近年对峙形逐渐缓和，怨毒敌意渐渐消减。虽然方立场仍旧有距离，但至少已共同肯定“和平统”为全国民愿望，也就是方所共同致的目标。这已经与两年相同，更比二十年的对抗好得多了。

这是蒋经国全面主政的时代，“行政院”孙运璇这年6月10说，只方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的差距断小，中国和平统的条件就会渐趋成熟。金庸对此评论，虽然方对于“条件成熟”的看法同，但“条件成熟”为事所必需，那是家都同意的。①当面对蒋经国说：

年识，敢对国家事发议论，但国之心，和蒋先生并无二致，盼望蒋先生保重健康、适当节劳，学学诸葛亮，偏安隅，建设台湾，发展经济和社会，千载之，遗在，学诸葛亮六祁山，耗资源和民兵。②

1984年1月10，在论及港问题的社评中，金庸再度谈到两岸统：

至于中国陆与台湾在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的改革演，港基本无予以影响，们只欣赏与赞扬们积极地努，或许偶尔提些善意的批评建议，真诚地希望方在各方面断步，相信每方面任何步都有利于国家民族，有利于和平统。因为当中国陆和台湾各方面都充分现代化之时，方思想与制度的差距自然会小，疑忌会减少，和平统也是难事了。①

①《明报》1982年10月1。

②《切悼念余纪忠先生》，《中国时报》2002年4月13。

1986年台湾解除“戒严”，先开放报、，《明报》对此没有表现任何惊讶。1987年2月14的社评《台北当局将开放报》，标题是楷，定是金庸执笔，但可以代表与《明报》的意见。台北久解除戒严令，开放——

使民间反对派有权正式组参政，这是国民促民主政治的个重步骤，得心。又解除维持了二十多年的报，事实并威胁到国民的领导地位，只逐渐改其“领导方式”，因而使其领导地位可以由“专政”的基础转移到“民主”的基础，因而有机会更加巩固。

早在1973年访台时金庸就察觉，台湾图成为中国的模范省。希望台湾的各种设施都能成为全中国的榜样，最重的榜样，“是确立种期的制度，使得民有权选择政治领袖，有权监督政府”。“应当由民政府什么什么，而是由政府民什么什么。”说，在这方面，台湾还有条漫的路走，当时还说已经起步。岛的化与的思路。

于对两岸统的心愿，金庸始终想在两岸之间寻找平衡，图到偏倚，仅是台湾的常客，也曾三度成为中南海的座客，“在海峡两岸吃得开”。1993年12月31，《明报》董事局启事说：

查先生与《明报》对两岸执政者向持和而流，乃至《中庸》所谓“中立而倚，强哉矫；国有，塞焉，强哉矫”之度。1973年查先生访问台湾所撰文《在台所见·所闻·所思》，对台湾偏安与图强之各种现象作入生之勒，传诵时。

①《利国利港，利利己》，《明报》1984年1月10。

第十三章 永远的故乡

、数十年乡愁

故乡无时在金庸的心中，50年代在《公报》工作，对新政权的肯定没有因被杀而改。《三剑楼随笔》中有《舞蹈杂谈》文，说，“国自汉唐以，直到今才真正再有泱泱国之风（宋明都是太弱、气派太小）”。《马援见汉光武》文也有借古颂今之意。①

1959年《明报》创刊以，金庸强调左右，绝对中立，但的社评对“跃”、民公社、批马寅初论等，多持批评立场，如1959年8月9的《定胜天，天定胜》、8月26的《中共已解散民公社？》、8月31的《跃还是跃退？》。1960年4月18，在社评《马寅初与中国》中说：

多少，有关整个国家的国运隆替，是极重的百年计。

①金庸等《三剑楼随笔》，85、135页。参考刘国重新博客《读金时代》。

马老先生北校，这件事关系并很，但地每年增加千二百万到千五百万，却是件头等的事。

“文革”时期，金庸更是每天关注地时局，写了量社评，多有尖锐的批评。

1971年以，金庸对地政局的看法渐渐有了化。这年10月，北京入联国，1972年，中、建，同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北京，地形开始发生化。《明报》社评对地的肯定逐渐增多。1971年4月17的《安定，二自由》社评中说：

们并完全同意中共切对对外的政策，认为有些措施有可资批评之，但近它采取对外国政府友好作的度，有利于世界和平，有利于中国民，也有利于本港局面的安定。在这点，们表示赞扬。

1972年1月29，在社评《作读者的耳目和喉》中说：

自1959年5月20创办以，言论度始终是贯的，对中共和台湾，有时客气些，有时批评得严峻些，那决是们的立场有什么改，而是两岸的政策有所改之故。在“文革”之、“文革”时期、“文革”之，本报的度有所同，因政策相同，们基本只反映了广读者的看法而已。

们在两岸政治量管辖到的地方，有机会畅所言，代表数十万读者泄心中的想。如果当政者认为海外这部分中国完全是胡说八，那也可置之理，如能由此得悉部分中国的意见，说定愚者得，也有些参考价值。至少们这数十万的意见是发表了。批评的意见管听甚为逆耳，管其中错误可能很多，总是比味歌功颂德有价值些。

当时，世界著名的意利电影导演安东尼奥尼拍摄了部记录片《中国》，全片充漠关心、毫无奋的隔，片头有句话，这是个“没有忧虑与急迫的国家”。6月5，金庸在《明报》发表社评《“没有忧虑与急迫的心”》说，在近年访问地的外国、外籍华的游记或谈话中，们明显地会到，们对于中国的途，对于中国老百姓的欢乐忧患，几乎绝无例外地表示了“没有忧虑与急迫的心”。认为：“最值得重视的是本国民的意见，因为们对自己的生活了解得最清楚，对自己国家的途最为关心。其次值得重视的是住在海外的中国的意见，就像们这些，们多多少少总还存着些希望，将或许回地去居住生活，对于中国的切，怀着‘忧虑与急迫的觉’。”“忧虑与急迫”的心，是从“”与“关怀”的中产生的。①

1950年北职失败，金庸于1953年去海、杭州，在西湖六公园与同学朱帼英、沈德绪和胞查良璇留了影。还短期地去广东几次，到圳、广州、佛山、从化、新会等地，最次是1962年，其间共到地八次。

1973年，金庸访问台湾之，北望神州，更是乡愁萦回：

二十四年去了，故乡山风依然，事却已全非。或许是得更加好了，或许们喜欢这样的改，但午夜梦回，总是会有乡愁罢。这种心，们从陆到港的也是样。飘零海外的，自免有故乡之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