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传（出书版）第 49 章

《笑傲江湖》在地“文革”时期写成，金庸对政治斗争到恨烦厌，可以想见，显然并认为令狐冲是最理想或最的答案。在《鹿鼎记》中，从另个角度探讨这个问题，提供了两条相反的路。韦小这个“反英雄”得到烈反应及广泛讨论，可见多么成功。但认为《鹿鼎记》真正的主角、乔峰侠典型的真正对手，是康熙这个雄才伟略的英明君主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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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书剑恩仇录》的“相信皇帝”到《鹿鼎记》的康熙，发展程是有踪迹可寻的，但到了康熙，“为国为民”已是侠己可以担当的事，而是必须靠个开明的当权者指挥个有组织的政府去推行。《鹿鼎记》最接近金庸其小说的侠士的是陈近南——天地会的总舵主，然而陈近南与康熙比较、天地会与康熙的信比较，谁更能办事，那是十分清楚的。至此，金庸的武侠小说写去了①

1994年，金庸访问台湾时说：“在中国皇帝中，对康熙的评价很，但思想开明，而且很好学，还去学了外国的学问。”从否定权到回归权，这是金庸的悲哀，但仅仅是个的悲哀，更是这个民族的集悲哀。

1959年以数十年间，金庸在《明报》执笔写社评，特别是早期的社评贯穿着对权的批判。甚至得了“政治多数时候是当权”的结论。1972年8月15，在《民、政权与领袖》社评中说得很清楚：

中国的政治，几千年都是中说，实际是另外，简而言之曰：“杂用王霸之。”号称行王，实际行霸。政治领袖向第抓住自己的权和利益，第二照顾本集团的利益，国家民的利益放在最。君为贵，社稷次之，民为。

①吴霭仪《金庸小说的男子》，4页。

只读金庸的武侠小说，没有读查良镛的社评，看到的只是个完整的金庸。多年，金庸说正在编新闻评论集，准备在港版，今如有可能再在地删节本。“倘若有天，《查良镛政论集》版，将其与《金庸作品集》参照阅读，们方能理解查先生的负与怀。”①

金庸年时外官之梦，1950年梦断京华，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作为成功的报，有机会参与港公共事务，20世纪七八十年代，担任港廉政专员公署市民咨询委员召集和港法律改革委员会委员。从麦理浩到德、卫奕信，是历任港督的座客，们几乎每天都读的社评。对戴麟趾、麦理浩等，都有好评。说：“英国对也很客气。英国也会找去些什么。与麦理浩、德、卫奕信都错，朋友式的。”

1985年，金庸应邀担任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1995年成为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委员。那都是业余政治。2001年5月在广州说：“觉得幸亏没有从政，完全遗憾，运气很好。从政当然也很好，但是的个适宜从政，因为个很愿意接受司的吩咐指导，愿意受约束。从政当然有它的好，可以务众嘛，但是确实适。”②度有说想港行政官，对此坚决否认。多年，在湖南说：

是政治家，也参政。跟解释，参加港基本法的起草工作是作为政治家参加政治活，是在政界争取个地位继续为民务。这个行为比较简单的，就是起草基本法，保证邓小平提的“国两制”的顺利实现。所以是什么政治家③

①陈平原《超越“雅俗”——金庸的成功及武侠小说的路》，金庸学术研究会编《名名家读金庸》，256页。

②《南方周末》2001年5月24。

③《答湖南记者问》，江堤、杨晖编选《金庸：中国历史》，32—34页。

从1962年的“逃亡”到“五月风”，《明报》崛起的程中，几乎每次重事件都站在港府边，却赢得了港的民心。80年代以，面临港回归，在未的政制安排，金庸与北京的立场谋而，遭到港舆论的，示威、焚烧《明报》，但都为所。这里有少年时的创伤记忆，小学历史课的眼泪，也有对既得利益的现实考虑，坦言自己是“既得利益的建制派”。每个阶段金庸都作了自己的选择。1967年的选择曾给带生命威胁，成了“左派”的暗杀对象，这是生遭遇的最危机。入80年代，的言论倾向发生化，虽屡遭质疑，却无须面对这样的威胁。有负，更有纵横捭阖的手段与谋略，港甚至有说是“马基亚维里型的知识分子”。的“政治现实主义”使在京、港、台之间游刃有余。有种看法，说晚年趋保守，功成名就之，安享富贵，已失去六七十年代批判的锋芒。事实没有这么简单。毕竟是个复杂的，而仅仅是个商，“是位有信念的文化却是更重的事实”。

金庸极在京、港、台之间保持平衡，多次对《明报》记者李广荣等说：“《明报》的立场，以港市民、地、台湾和华侨的利益为依归。”的中国结，是没有经历那个时代血与的洗礼，又在1949年定居海外的很难会的，们对国家统的向往，对国家强所寄予的期望，都是入骨髓的。如果对们早年生的和飘零海外的境缺乏入的理解，们很难准确把们的这心思。

早在1960年初，中国将与缅甸就边界问题展开谈判，金庸在1月29的社评《向中共提个意见》中说：“划定边界乃千年业，为了迁就时的外策略而对缅甸分让步。是否侵略，久自明。属于中国的疆土却寸也能退让。”中国与印度、越南发生战争，都是站在中国边，肯定、欣赏北京的方略退，并断发表预测的评论。1962年10月，中国与印度在边境发生武装冲突，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谴责中国对印度领土行“顾原则的战”，是“烈的侵略行”，10月23，金庸在《明报》发表社评《美国声明，是非颠倒》，予以驳斥。

在钓鱼岛事件中，《明报》和《明报月刊》都是旅。金庸的中国立场极为清楚，《中国应即派兵钓鱼岛》（1972年5月7）等系列社评传递强烈的民族主义结。1971年4月13，在社评《保卫主权，可节外生枝》中说：“参加保卫钓鱼岛，必附有任何条件，必家清，政治思想纯正，阶级良好，必定品行端正，机正确任何条件的附加，都会引起争执，削弱了量。”对于这个立场，直很自豪。

中、苏恶，金庸直称颂毛泽东和中国的立场。在1969年3月5的社评《这次赞赞中共》中说：“中共以强度对付这北方之熊，那是好汉子的行径。”1976年9月10，在《毛泽东去世》社评中说：“对于中国国家民的功，则依各的政治立场而会有截然相反的看法。但有件功劳，全国民都必须承认，那是领导中国，坚强屈地抗御苏联对中国的侵犯。自从开始对苏联斗争以，这坚决反苏的立场始终没有丝毫摇。”

金庸直主张两岸统，反对台独，反对“两个中国”。1964年1月23法国与北京建，到2月11的半个月中并没有与台北断，在1月29、30、31接连发表《法国正式搞“两个中国”》《法国“阳谋”，天共见》《个中国，两个政府》等社评。

即使在20个世纪六七十年代，金庸在《明报》社评中烈抨“跋扈”的林彪、“算老几”的江青之时，也从没有放弃对周恩、邓小平、彭德怀等的肯定、赞美和同，只是当年幼稚的港“左派”把当成了对立面。并反对社会主义，只是反对“文革”时期搞的那。“任何主义的本意都是为民务的，是有诚意的，只是在发展的程当中，渗入了杂质而已。”

1981年7月，金庸应邀访问地，享受国宾式的“最好待遇”，读返港发表的谈话，会到对邓小平和地政权有种绝非客而是由衷的认同与归属，坦承对邓“直很仰慕”“直很钦佩邓小平的风骨”，这都是真心话。①有说：

数十年，读的报章，或有种举头望月的觉，其晴圆缺，视节令而定，初十五，并样。

①《解放月报》1988年第12期，18页。

而按的解释，又或可用另个形象的角度以譬喻：读的报章如在之间仰观天，可见头于晨在东，于午居中，于暮而又西坠，而未知转的是观者足的地，而非太阳本。理想与宗旨，应是毕生追的神太阳，永为光与热之所寄的恒星。望月与观的两派理论，各有所据，最的公论，概给历史去仲裁。①

金庸说：“的立场就像笔直的筷子，从没有改。改的，只是桌子摆放食的圆盘。”

其实，对地的看法是有思想脉络可寻的。1972年3月1，的《明报》社评直没有引起注意：

们并期望中国成为资本主义国家。事实，资本主义有重缺点，中国改行资本主义，绝非广民之福。而实行民主自由的社会主义制度，只有增加全民的幸福，而决会减少。们热切盼望中国沿着这条路

这就可以理解的中国结仅是民族主义的选择，同时也是对社会主义的价值认同。认为，“平等的社会主义、自由的民主主义、仁的文主义，这种三结，终是类历史最伟的成就”。②作为个现代知识分子，金庸“在‘修齐家治国平天’的古老模式中断地寻着心的平衡。然而，也未能克种常见的弱点，在忧患中能保持清晰的判断和危机，并有所承担，在安乐中却能自持”③

港专栏作家陶杰比较金庸与张玲、阳，同样是士夫家族，只有金庸跳了旧中国的窠臼，得益于港的独特条件，右手写小说，左手办报纸，把中国古典文化与西方电影娱乐结会，创造举世无的想象世界，且把家华文传媒办成了现代企业。①其实金庸同样受到这个家背景的限制。居英国治的港，通外语，读量外文书，并翻译罗素等的著作，有机会接触先文明，但终究是个典型的中国，有类似古代士夫那样蒂固的“忠君怀”。“查良镛常被推崇为学贯中西，但实际是非常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个有优异外语能的报却潜心于古代题材的武侠小说创作近二十年对《明报》的治理并无多少西方企业神可言”已故文学评论家胡河清语洞见：

①《明报月刊》1992年4月号，12页。

②《最最伟的三结》，《明报》1973年4月22。

③牧夫《渣甸山的黄昏——查良镛的权、事业和家》，《解放月报》1988年第12期，18页。

金庸在个破落的旧贵族家。们都有远的家世，从而从遗传密码和贵族生活方式中摄取了量关于中国士夫文化的隐蔽信息。同时“破落”又使们降入中国老百姓的生活之中，领略到了民间生活的广天地。②

2005年1月，有记者在杭州采访金庸时说：“晚年经常席各种地方政府举办的活，有评论说是‘翩然只云间鹤，飞去飞宰相衙’。”对此并在意。“呵呵，说和层的还是有很多往，是吧？这句诗得很好。还有句话是说，隐士隐在哪里？终南山。为什么隐在终南山？因为终南山离安近，说明心忘朝，还是想跟官往。”③

金庸是港的产，更是20世纪中国时代的产。如果离开了这个剧烈颠簸、起落、至今还在转型当中的时代环境，们无法接近的心，理解每步的选择。金庸是个典型的中国，之所以受到那么多华的喜欢，是无缘无故的。活得很真实，的复杂也是其心真实的呈现。多次表示自己生经历极复杂，愿与分享心，“写自己的事，的事自己会写的，本书全部讲自己好的，那这本书就是假的”。④

①《明报月刊》2010年10月号，32—33页。

②《金庸小说的系统》，《胡河清文存》，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195页。

③《中国新闻周刊》2005年第3期，29页。

④《时代周报》2009年1月12。

三、入世与世

在生命中最重的那些年头，金庸手写武侠，手写社评。陈平原如此论述：

即小说家无意影，政论家的思路也可能严守边界，越雷池半步。同时写作政论与小说，使得金庸的武侠小说往往慨遥。撰写政论时，自是充入世神；即写作“娱乐读”，金庸也并非味“消闲”。理解查君的这立场，难明其何以能够“超越雅俗”。儒之互补、入之调和、自由与责任、个与国家，在金庸这里，既落实在侠神之阐发，也现为小说与政论之间的巨张。

金庸小说的背景，都是易代之际（如宋辽之际、元明之际、明清之际）。此种关注国家亡的思路，既有政论家的生慨，也有“世天重侠游”（柳亚子诗）的现实考虑，还包章太炎、周作所说的纲常松弛时思考的自由度。①

这里面也包了金庸早年的世经历，的生验和思考。说自己的作品“反映了世间的生真实”。有的关怀、侠义的倡导，通郭靖等现了中国传统的儒家神。某种意义，洞悉的幽微化曲折，写了的复杂与富，贯认为表面的善可能恰好是恶，表面的却透中美好的面。金庸的思想、价值主是儒家式的，管对家、佛的观点也有少肯定。的《鹿鼎记》最回归了“忠君国”的立场，着意刻画康熙这个圣君明主的形象。在这个意义，韦小仅仅是个科打诨的陪而已。这是儒家历千年衰的理想，从郭靖与襄阳城的共存亡，到金庸在康熙寄托自己的政治和生理想，那只能是儒家的、世的，而是家或佛的、世的。

①陈平原《超越“雅俗”——金庸的成功及武侠小说的路》，金庸学术研究会编《名名家读金庸》，258、261页。

虽然金庸自称“从小就对范蠡、张良类十分钦仰”，最羡慕们功成退，笔的主角从陈家洛、袁承志、杨、张无忌到令狐冲几乎都在吵闹之悄然归隐，连韦小也是如此。但对而言，世是虚，入世为实，入世才是真的。与列夫·托尔斯泰这样有沉博、悲天悯的宗怀的神巨样，金庸缺少超越的追，是世俗中，属于尘，而属于天国，的神话只是在商业社会中取得成功的又例证。

金庸登港富豪榜，1987年创刊的《资本》杂志将排名第二十七位，是百名单中唯的作家（报中，胡仙及《成报》《东方报》的老板都在的面）。1991年，再次名列《资本》杂志180多富豪排行榜的第六十四位。

商业社会，对金钱的望几乎倒切，很少例外。即使农业文明时代的范蠡也是带着西施弃政从商，成了富甲天的陶朱公。在功成名就之退江湖，飘然而去，家式的归隐向只是个可望而可即的梦，更何况现代社会早已没有可以耕种的源，可以垂钓的富江。对金庸而言，生的切肤之早已远去，佛经至多能成为茶余饭的灵藉。少年时代颠沛流离，饱经与忧患，使“直渴望恬淡安泰的生活”，这切自在理之中。所有的选择，几乎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真正的源。直到晚年金庸依然明，与北京三联书店作十年以提的三个续约条件，无非为了个“钱”字。表面的佛、、隐等世的话语，掩盖住骨子里对现实利益的在意。

1981年，李敖发表《是“善霸”怕谁》文，对金庸提质疑：

1979年复金庸为国民捧场，跑到台湾。有天晚到家，谈八小时。特别提到子，研佛学，已是很虔诚的佛徒了。说：“但，无以舍弃财产为件。有这么多的财产在边，说是虔诚的佛徒，怎么解释的财产呢？”金庸听了的话，有点窘，答复。当然答复，为什么？因为金庸所谓信佛，其实是种“选择法”，凡是对有利的，就信；对利的，就佯装见。其质，与善男信女并无同，自私的成分于切，绝能认真，是伪善的。这种伪善自成家，就作“金庸式伪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