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传（出书版）第 10 章

有张地方报纸对于当地的市议会觉，于是发表了篇社论，标题是：“议会中的议员有半是流氓！”社会士哗，议会报纸更正。报纸答允更正，第二天社论的标题是：“议会中的议员有半是流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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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记者问总编辑：“什么是新闻？”

说：“是新闻，才是新闻。”

位记者访问了位之，总编辑问：“说了些什么？”“句话也没有说。”“！把的话写个专栏。明天见报。”

第二篇 南港

第四章 “南手少年行”

、“去半年再说”

1947年底，查良镛入《公报》两个月，胡政之面对国共战场的烈厮杀，到途迷茫，在两极对峙的缝中，坚持中而行的《公报》生存间越越窄了。为保存《公报》的事业，胡政之把目光再次投向港。

1948年1月25，胡政之带着费彝民、李侠文等骨奔赴港，筹备《公报》港版的复刊工作，经五十天的埋头苦，3月15正式复刊。胡政之笔写复刊词，重申《公报》是“民间组织，营业质”，重申“文章报国”的初衷，“想代表中国读书点屈挠的正气”：

现在政治的安，经济的，差多成了全世界的般现象。两极端的政治思想热烈地斗争着，相互着，最受苦的，是好和平、倾心自由的善良群，这些的环境与中国民众所的地位正复相同。

说：“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的《公报》港版，只是为了应付抗战的临时组织，这次复刊却是希望在港期努。”①

港版的诞生，是胡政之和《公报》最的努。当时港馆急需名电讯翻译，原定张契尼，让在海工作两个星期，熟了即去，但因太太临产，去了。杨历樵征蒋定本、张美余、查良镛三的意见，们都表示“如果可能，最好派去”，时僵住。张美余已结婚，太太、孩子在宁波，港离得太远，那只能单的查、蒋二之中去个了。

查良镛给海宁的和杭州的女友各写了信，征询意见，的回信是：“男志在四方，港馆初创，正阅历之机会。”女友的回信说：“既然报馆中有这些得已形，如果去个短时期，答应的。假使时间很，肯！”将此意跟杨先生说了，表示希望只去待段时间。杨转达许君远，许又转达王芸生，通，王芸生对说：“去半年再说！”

赴港夕，去了趟家乡海宁，去了趟南京，去了两趟杭州。3月29，同事在南京路的报馆为饯行，尹任先为买好了机票，第二天早晨即起飞。

3月30，带着半年就回的期待，带着对陌生的港的种种猜想，查良镛登飞往港的飞机。生中充了无数的偶然，没有想到此行将决定生的命运。

到了港机场，飞机时，没有遇到报馆接的，没有分港币，还好同机的港国民报社潘公弼借了十元港币。搭船海，到报馆报到。这是支小小的曲，四十多年，仍清晰地记得这幕，写“南手少年行”的诗句。

当天中午，马廷栋、李侠文、王文耀、李宗瀛、郭炜文为接风。说：“面行，面接风，心中实在有说的苦。因为如此，、在港工作非特别努可；二、想回海的话总是好意思也。”马廷栋对说，昨晚就已安排好了今天的程，中午吃饭，午觉，晚工作。②

①王瑾、胡玫编《胡政之先生纪念文集》，2002年自印本，236、237、238页。

②查良镛《港》，《公园地》复刊第19期，1948年5月5。

二、《听到那些话了》

港这座小岛，在清光初年被往于零丁洋带的外国船员称为“港”之，作“石排湾”或“赤柱”。①1841年，7450，全部是渔民。

“英国经鸦片战争而割占港任何中国在谈论国事、关心民族途之时，无为之心疾首，认为是奇耻。”②查良镛读小学时就为此流泪，如今这片土地就在的。

初到港，眼中充陌生和新鲜。“港有许多好，风景真美，天气真好。报馆中工作虽多，但们神很好，另有乐趣。有太太的报馆中供给屋（略少数租金）。广东菜好。马路五八门的洋货多，派克笔绝非奢侈品。女奇。”

寄封信，邮资是六角港币，等于国币四万八千元，客饭二元八角（相当于二十二万元），理发三元（相当于二十四万元），看场电影三元五角（相当于二十八万元）。那时地通货膨，纸币正在贬值。查良镛说平生除看电影外无嗜好，现在除写信外无义务。但每月两百元的收入，已有胜负担之苦。告诉海的同事，宜的东西也有，西装每约百七八十元，玻璃丝十二元，固龄玉牙膏二元三角，橘子每个两三角，面包二角，牛四角。听起宜，换成国币也很吓。

港的面积海的五分之，此时已达180万，典型的“地少多，竞争烈”。那时，港真正繁华的马路只有两条——德辅和英皇。和海相比，经济、文化、生活都比较落，城市建设比海差好远，甚至连杭州都如。查良镛就像从城市突然到个小地方，甚至有到了乡的觉。

但很就喜欢了港，港坦诚直、重视信用、说话算数，对们产生了好，觉得港的际关系比海好。而且，“生活安定，毫无涨价威胁”。“共产时必逃难。可以学会广东话，广东文字。可以坐二毫子的层电车。在街没有被汽车的危险。门买东西必背包装钞票”①

①《叶灵凤书话》，北京版社1998年版，27页。

②金庸、池田作《探个灿烂的世纪》，13页。

在《公报》港版的工作和海样，国际电讯翻译兼编辑。到港个星期，给《公园地》写了篇《港》，介绍这里的况。港版初创，条件艰苦，切简陋，办公室小间，只有海报馆的资料室那么，天经理部用，晚编辑部用，“地方狭小，连办公桌也摆”。晚译稿时还迁移两次，因为午夜十二点吃稀饭，几碟榨菜、咸蛋总有个地方摆放。

宿舍在报馆面的山，坚尼的赞善里八号，横街小巷，毫无特，宿舍是再普通的旧楼，楼四层，四楼连接天台，是唯的活间。查良镛住在四楼的走廊，到中午十二点必须起，因为即使自己吃中饭，别也坐在的吃饭。60岁的胡政之和们年“同吃同住同劳”，虽有间单，张以外也仅能容张书桌而已。每天胡先生必手经查良镛的边去盥洗室，其实多数时候查良镛老早就醒了。

报馆中年龄最的是经济版编辑谢，称“老谢”，最小的是查良镛，家都“小查”。因报馆手足，故没有休息子，好在年，个在港，没有休息天也。②

距查良镛到港到个月，4月24夜，胡政之突然发病，膀胱膨，小闭塞，27，被迫离开港飞回海就医。查良镛在坚尼宿舍门看着胡先生离去

1948年11月，国共之战胜负将分，国民已去，胡政之于病榻之，主持《公报》笔政的王芸生面临何去何从的抉择。在接到毛泽东自邀请参加新政协的明确信号，王芸生于11月5离开台湾，8抵达港。两天，在《公报》港版发表《和平无望》社评，标志着港《公报》的左转，这张曾经以“四”方针、“文章报国”立的民间报从此成了左派报纸。查良镛在《公报》工作的近十年间，多数时光都是作为左派报纸存在的。

①查良镛《港》，《公园地》复刊第19期，1948年5月5：金庸、池田作《探个灿烂的世纪》，114页。

②查良镛《港》，《公园地》复刊第19期，1948年5月5；梁羽生《胡政之·赞善里·金庸》，《明报月刊》2002年10月号，41页。

查良镛生都怀念几位可敬的老公报，对胡政之、许君远以及手把手的杨历樵心存。们把毕生的心血献给了新闻事业，是办报时常常想到的楷模。“在《公报》工作时，翻译主任杨历樵先生了少翻译的诀窍。报纸主持胡政之先生、辈同事许君远先生都对有提携导之恩。”①是幸运的，初入报界就遇这些富有格召的报界辈。

杨历樵毕业于圣约翰学，通英、、俄语，中文功底也很扎实，初在南开学校英文，1927年4月《公报》。最初是英文翻译，1931年“九八”事，开始执笔写国际问题社评，先在天津、海、港、桂林、重庆等地担任《公报》翻译主任，被誉为中国报界两位“翻译圣手”之。1945年11月，《公报》海版复刊，任闻版编辑兼翻译主任，只知埋头实、苦，为厚，和蔼可，热心扶植年同事，家都“老夫子”。②对查良镛更有知遇之恩，1948年《公报》港版复刊，先是任编辑主任，1949年起任副总编辑，1967年病逝于港。

许君远1928年毕业于北英国文学系，先在《北平晨报》、天津《庸报》工作，1936年《公报》海版创刊，和徐铸成同为相当重的闻版编辑。1946年7月，任《公报》海版编辑主任，并主编刊《公园地》。

胡政之在1926年开创新记《公报》的新事业，三年旧《公报》总编辑，是中国第个采访巴黎和会的记者。从1926年到1949年，加1916到1919年，主持《公报》先27年，还创办国闻通讯社和《国闻周报》，终生以新闻为业，被外国报界视为报界巨子。

正是在们，青年查良镛会到了个报的理想、责任。港《公报》转向久，国民政权在地全面崩溃，江山易主，个陌生的中国诞生了。1949年1月，天津《公报》改名为《步报》，5月25，王芸生在海《公报》发表《新生宣言》，新记《公报》的时代永远结束了。此，4月14，61岁的胡政之在海谢世。星期（4月21），查良镛在港《公报》发表纪念文章《听到那些话了》：

①金庸、池田作《探个灿烂的世纪》，130页。

②徐铸成《旧闻杂忆》，辽宁育版社2000年版，156页；周雨《公报史》，江苏古籍版社1993年版，273页。

与胡先生相只有个多月，在这个多月中，因工作、吃饭、觉都是在起，这位伟的报对于个年青的新闻工作者生活和学习所发生的影响是极其远的。常常想起那些似乎平淡无奇其实意义湛的话，现在却永远再听到那些话了。

港版初创，容与“港文化”似乎格格相入。有次吃饭时胡先生说：“报纸的任务是育读者，以正确的路指示读者，们决能为了争取销路，读者的心理而降低报纸的准，歪曲真理。”

当胡先生病况渐时，有次与寿充①兄及谈起的病因，说：“这病种因于少年时候，当时年青壮，论工作生活，任之所趋；现在年纪老了，当时隐伏的病都发了，所以年青决可自恃切拼得，务须好好保养。”

个午，胡先生与谢兄及谈到工作问题时，问及本学什么，说“外”。说：“外是本的学问，以当多看点历史与经济的书籍。”这句话依照了，而且已得到很多好。谈到美国，说：“肤，肤，英国厚实得多。看美国现在可世，五十年，美国必然没落。这种民，这种作为，决能伟。”近看了些书，觉得胡先生这句话真是真知灼见，富有历史眼光。

去年，也是在这个季节，也是这种天气，胡先生离开港。站在报馆宿舍门，看着步步走坚的斜坡。临别时说：“再会。”问：“胡先生，就会回么？”说：“就会回。”说了淡淡地笑，从这笑容中看到种凄然的神，立在门呆了许久，心中似乎有种祥的对命运无可奈何的预。果然，永会再回，这些话也永远会再听到了。②

①寿充（1908—）名昌，浙江诸暨，1948年随胡政之参加《公报》港版复刊，任经济组组。

②王瑾、胡玫编《胡政之先生纪念文集》，2002年自印本，33—34页。